从“法不入家门”
到家外安置

一、1980年代以前后：孩子被困在「家务事」里

1973年，台湾制定《儿童福利法》，这是儿童福利立法的重要起点。但早期法律与服务重心仍偏向救助，对儿童受虐、严重疏忽、紧急保护、监护权处理与家外安置，尚未建立完整可操作的制度。

1980年代，社会普遍仍受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」与「法不入家门」观念影响。家庭内的暴力、失职照顾甚至虐待，往往被当成私人问题；外人介入，反而容易被视为多管闲事。家扶等第一线工作者的早期纪录显示，社工试图介入高风险家庭时，曾遭遇甩巴掌、泼粪、放狗咬、持刀威胁与砸毁办公室等抗拒。

当时最大的困难不只是社会排斥，而是社工即使发现孩子有危险，也未必有足够法源、警政协助与安置资源能立即带离。家外安置制度的出现，正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：当原生家庭暂时无法提供安全照顾时，孩子不能只能留在原地等待。

• 孩子有危险，但大人说那是家务事。
• 社工看见危险，却未必能进入家庭或立即带离。
• 孩子离开家庭后，也未必有寄养、庇护或安置资源承接。
• 即使孩子需要医疗与法律决定，也可能卡在监护与行政空缺。

二、制度不是一夜形成：重大事件让漏洞被看见

不能把历史简化为「一个孩子牺牲，换来一部法律」。立法往往是长期实务、社会运动、学术倡议与多起案件累积的结果；但有些事件确实让原本被忽略的漏洞成为社会不能再回避的问题。

五个案例窗口：事件如何让制度问题浮出来

以下案例用来说明制度漏洞如何被看见；它们与民间倡议、学术研究、行政累积及多起事件共同构成改革脉络，不等于任何一案单独、直接催生一部法律。

三、1993年：孩子的生命不能再卡在监护空白

1992年底，弃婴张静因心脏病急需手术，却一度因找不到可合法签署同意书的监护人而无法及时处置。事件让社会看见：即使孩子已被发现、已有医疗资源，仍可能因法律与行政程序的空白而失去救援时间。

1993年《儿童福利法》大幅修正后，台湾才逐步建立较明确的儿童保护制度：

• 以儿童最佳利益作为处理原则；
• 建立责任通报；
• 赋予主管机关保护、安置与必要处置的法源；
• 建立监护权处理与国家介入的机制；
• 发展寄养、机构安置与紧急庇护等家外照顾资源。

这是制度从「劝家长改善」走向「孩子有立即危险时，国家可以介入保护」的重要转折。

四、1998年：家暴不再只是家务事

邓如雯案让社会正视长期家庭暴力的封闭性：受暴者即使想离开，仍可能遭威胁、追踪、控制；同住孩子也可能长期暴露在恐惧与暴力之中。

1998年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公布、1999年施行后，台湾正式建立保护令、紧急保护与监督探视等制度。它的意义不只在于处罚施暴者，更在于宣告：

家庭不是法律不能进入的黑箱。
当暴力危及生命、身体与自由，国家有责任介入。

对儿童而言，这也改变了过去「父母怎么管教都属私事」的思维。儿童不是家庭财产，而是享有生命、发展与免于暴力权利的个人。

五、王昊案：让司法系统必须看见孩子

2011年，幼童王昊遭生母同居人及吸毒友人严重虐待致死。案件所揭露的，不只是加害者的暴力，更是一个制度盲点：当父母、监护人或实际照顾者因毒品案件被通缉、羁押、勒戒、强制戒治或入监时，司法系统处理的是大人的案件；但孩子可能同时失去稳定照顾，被交给未经评估、甚至同样高风险的人。

王昊案后，2012年增订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第54条之1，俗称「王昊条款」。其核心是：在特定涉毒照顾情境中，司法警察、检警与法院必须查访孩子的生活与照顾状况；若发现受虐或未获适当照顾，应通报地方主管机关。

1. 不能只问成年人是否被羁押或入监。
2. 必须确认他照顾的孩子现在由谁照顾。
3. 必须评估替代照顾者是否安全。
4. 必要时要通报、访视、提供家庭支持或启动保护安置。

同年，刑法第286条也扩大为保护未成年人的「身心健全或发育」，不再只局限于身体自然发育。但有了查访义务，不代表孩子就必然安全。若没有足够人力、跨系统资料衔接、实地访视与后续追踪，法律仍可能停在纸上。

六、剀剀案：进入制度，不等于已经安全

剀剀案让社会看见的是另一种更复杂的制度断裂。剀剀是在收出养媒合与等待照顾期间，不是已完成收养。这段期间涉及父母或监护、地方政府、收出养媒合服务、实际照顾者、居家托育、医疗与亲属联系等多个系统。

当孩子被交给制度安排时，亲属未必能自行带离孩子、自由探视、调阅纪录或改变照顾地点。这不表示亲属不关心，更不应倒过来责怪外婆或其他亲属。

真正必须追问的是

• 谁有法定权限与日常决策责任？
• 谁负责定期亲眼见到孩子？
• 谁整合外观、伤势、体重、情绪、医疗与照顾异常？
• 亲属的求助、担忧或希望协助照顾，是否能进入正式评估？
• 风险升高时，谁有权也有义务立即改变照顾安排？

剀剀案的制度意义，不是把所有寄养、居家托育、亲属照顾或收出养媒合概括为不安全，而是指出：每一种安排都必须有持续、可查核、可升级的安全责任。

七、剀剀案后：哪些改变已经施行？

已施行的行政措施

• 自2024年5月起，儿少出养的必要性评估改由地方政府人员优先介入。
• 出养儿少若有安置需求，地方主管机关应依法协助安置。
• 居家托育访视采不预约、不同时段与亲见儿童原则。
• 对全日托、夜间托育与3岁以下幼儿，加强访视与风险辨识。
• 强化托育访视辅导员、督导与收出养媒合社工的训练。
• 对脆弱家庭子女、政府委托安置与出养儿童，结合幼儿专责医师进行健康与照顾关怀。

共同方向是：不能只看照顾者说明，也不能只完成例行纪录；必须真正看见孩子。

已完成的刑事修正

2025年，刑法增订与修正对未满7岁儿童遭杀害、凌虐致死或致重伤的刑罚规范，提高严重虐童案件的法律评价与刑责。但刑法是悲剧发生后的究责工具，无法替代孩子受伤前的访视、医疗辨识、风险升级、安置品质与督导责任。

八、哪些改革仍未完成？

目前预告中的儿少权法大修草案，拟回应剀剀案所暴露的制度缺口，包括：

• 明确化地方政府在收出养程序中的角色与责任；
• 具体化身体暴力、精神暴力、疏忽照顾与性不当对待；
• 补强替代性照顾的规范；
• 研议儿少工作证制度，强化接触儿少工作者的资格与不适任筛检；
• 重新整理儿少保护、福利与儿童权利公约架构。

这些儿少权法改革目前仍属草案或研议方向，并非已全面生效。
「儿少工作证」也尚不能直接等同澳洲完整的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制度。

改革是否有效，最终仍取决于地方政府人力、访视频率、督导品质、跨系统资料整合，以及风险升高时能否真正启动安置与司法监督。

九、从王昊到剀剀：制度真正需要学会的是「主动看见」

王昊案让制度学会：处理涉毒、羁押与入监的成年人时，不能忘记他所照顾的孩子。剀剀案则让制度必须再往前一步：孩子进入收出养、托育或任何制度安排后，也不能假定他已经安全。

台湾儿少保护制度真正的进步，不应只是法条变多、刑罚变重，而是每一个高风险孩子都能被持续看见：

• 看见孩子，不只是看见表格。
• 看见伤势，不只是接受照顾者说明。
• 看见亲属的求助，不是把责任推回亲属。
• 看见风险升高后，立即有人有权限也有义务采取行动。

家外安置不是把孩子换到另一个地址。
它是国家接手一条持续保护链的承诺：
孩子被交出去的每一天，都必须有人负责确认，他还安全。